当地案例不足,不等于能力无法核对,但也不能用“做过同行业”一句话代替证据。更可靠的做法是要求对方提供可复核的过程材料,并明确这些材料只能证明哪一段能力、在什么条件下成立。如果对方只能给出截图式成果、拒绝展示过程文件,那么案例数量再多也不足以支撑规模化交付的判断。
常见矛盾是:对方确实有一个厦门本地项目做得不错,但当你问“能不能复制到我的品类”时,答案变得含糊。这通常有两种解释。
解释一:能力真实,但依赖特定条件。比如那个项目本身有稳定的老客户复购、内容素材由甲方提供、投放预算集中在一个渠道。换成素材要自己产出、预算分散的项目,同样的方法就不一定成立。
解释二:能力被高估,样本只是偶然。比如项目恰好赶上平台流量波动,或甲方自己做了大量线下转化,推广方实际只承担了很小一部分工作。
这两种解释都会表现为“只有一个好案例”,但后续动作完全不同:前者可以谈适用边界,后者需要重新评估合作范围。
要区分上面两种情况,不能只看结果数字,要看能反映决策过程的材料。以下几类材料可以要求对方提供,并注明哪些部分可以脱敏。
这些材料的共同点是:它们记录的是“怎么做决定”,而不是“最后多好看”。结果数字容易被单次波动放大,过程记录更难伪造,也更容易看出适用条件。
一个实际动作是:选对方提供的某一个本地案例,要求它按时间顺序列出该项目的三个关键决策点,每个决策点说明当时依据什么数据、做了什么调整、结果如何。
这个动作的结果会直接影响下一步。如果对方能说清决策依据,并且承认其中某一步效果不理想、后来换了做法,说明它具备可迁移的判断能力,你可以继续谈适用边界。如果对方只能重复最终成绩,说不出中间为什么调整,那么即便案例是真实的,也很难判断它在新项目里能否复现。
假设一个场景:对方称某本地餐饮项目三个月内到店咨询明显上升。你可以追问:第一个月投放集中在哪个渠道、第二个月为什么调整、调整后哪项指标先变化。若回答是“平台算法变了所以我们跟着变”,这属于被动反应;若能说明“发现到店高峰集中在周末,于是把内容发布时间前移,并单独测试了工作日套餐”,这属于基于观察的主动调整。前者不能证明策略能力,后者至少说明有可复用的分析方法。
即使材料齐全,也要写清不能照搬的部分。常见边界包括:
把这些边界写进合作前的沟通记录,比事后争论“为什么没做出来”更有用。当地案例不足时,可核对的过程材料加上明确的适用条件,比多一个城市名或一个好看的数字更能说明能力。